近代文学史_近代文学史上提出小说界革命主张的是速看

胡适与新红学研究文 杜悦竹一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按照新式标点排版出版了《红楼梦》，并以学术声望已经如日中天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作为序言。这篇序言开启了红学的新纪元，也使胡适成为“旧红学”的终结者和“新红学”的开山祖。可以说，红学

 

胡适与新红学研究文 杜悦竹

一1921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按照新式标点排版出版了《红楼梦》，并以学术声望已经如日中天的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一文作为序言这篇序言开启了红学的新纪元，也使胡适成为“旧红学”的终结者和“新红学”的开山祖可以说，红学自其原著诞生流传之时就业已产生。

旧红学家有案可查者不下二百，其中不乏学界精英，何以竟由刚及而立之年的胡适“推倒一世豪杰”，开启一代新风？1891年12月，胡适生于上海大东门外，祖籍安徽绩溪他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深受中国传统旧学的浸淫。

1904年到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时，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学哲学。

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并一生服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胡适以研究先秦名学史而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身受东西方双重文化熏陶，蔡元培诩之为“旧学邃密，新知深沉”当时国内学界如胡适这样不仅受到正规严格的学术训练，还受到西方人文思潮的熏陶的学者，简直凤毛麟角。

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同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就任北京大学教授所谓时势造英雄，在这新旧更迭之际，胡适恰逢其时，携得“实验主义”诸法宝，因此在“红学”研究领域里亦能另辟蹊径，蔚然成观。

这就使他的红学研究之路与旧红学家迥异

二 红学谓之新旧，还不在于研究时间上的先后，乃是因治学方法上的断裂，即现代学术品格与旧式索隐治学的分野自从《红楼梦》在乾隆年间问世之后，民间就逐渐有“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的说法红学一词，初为噱语。

李放《八旗画录》注记载：“光绪初，京师士大夫尤喜读之(指《红楼梦》)，自相矜为红学云”又《清稗类钞》记载，“嘉道两朝则以讲求经学为风尚，朱子美曾讥笑之，谓其穿凿附会，曲学阿世也独嗜说部书，曾寓目者几九百种，尤熟读《红楼梦》，与朋辈闲话，辄及之。

一日，有友过访，语之曰：‘君何不治经？’朱曰：‘予之经学，所少于人者，一画三曲也”原来，正体字“经”，少“一横三曲”，乃“红”也《红楼梦》开宗明义之章即云“真事隐”、“假语村言”，整个一部书云环雾罩、迷径交错、伏笔千里，仿佛一座巨大的迷宫。

这“斩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也使得研究者如同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要从蛛丝马迹中寻求破案的线索鉴于中国历来文网严密，影射文学颇盛，所以自乾嘉以来到五四时期，索隐派一直高扬“旧红学”的旗帜。

索隐派盛行于清末民初，主要是用历史上或传闻中的人和事，去比附《红楼梦》，力求“索隐”出《红楼梦》所写的“真内容”、“真故事”，代表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及邓狂言的《红楼梦释真》等。

其中，蔡元培可以称为索隐派的杰出代表1917年，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出版了《石头记索隐》一书，提出“政治小说”的概念，并将《红楼梦》归属其中蔡元培认为，《红楼梦》的主要人物都属于康熙时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他认为书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因为贾宝玉说过，女人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而“汉”是水旁，满人亦称“達達”，而“達”字起笔为“土”。

其时民国新立，“排满”激情还未退去，人们大多怀有“民族主义”的情怀，因此《石头记索隐》在当时得以广泛传播这种索隐治学，就如齐白石做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初看似无理，细思则有些道理，再想则又无理，亦复有些老和尚“十年看山”的味道。

也正是在索隐派成果辉煌的时候，1917年7月，胡适海外归来，就任北大文科教授这个刚刚刮起“白话文”旋风的26岁的年轻人，在浩浩汤汤的历史潮流中又将充当一回“弄潮儿”的角色；他以客串身份入场，转眼就成主要演员。

1920年，上海亚东图书馆计划出一套“加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的”古典白话小说，胡适欲借出版工作来推行新文化运动，两个巴掌正好合拍胡适成为这套图书事实上的主编，选题、版本都由他定，并还为每种小说写了很长的序文。

1921年，胡适多方蒐集资料、查证史实，写成一篇《红楼梦考证》，作为亚东版《红楼梦》的序言《红楼梦考证》是运用实验主义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也是胡适最重要的红学著作，堪称一篇力作；全文三万余字，初稿完成于1921年3月，后经修改，于同年11月完成“改定稿”。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写道：“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在消极的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一般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针对“旧红学”的主力——索隐派，他尖锐地指出旧红学家“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作，时代、版本等等材料，却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

他批判王梦阮等人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是“无稽的附会”；蔡元培等人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政治小说”，“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是“笨伯猜谜”；陈康祺、俞樾等人认为《红楼梦》所记乃是纳兰成德之事，“也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其实，胡适在出国留学前，同样是一位索隐派，有《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为证但是七年的留学生活，对胡适影响甚大，许多贯彻一生的基本信念，都在这时期成型他自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

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因此，融中西文化于一炉的胡适在研究《红楼梦》时，“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

”并指出了一条“科学的轨道”：“我们只须根据可靠的版本和可靠的材料，考定这本书的著者究竟是谁，著者的事迹家世，著书的年代，这书曾有何种不同的本子，这些本子的来历如何这些问题乃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胡适的“科学方法”的中心内容，就是20世纪最响亮的学术口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胡适与蔡元培论战之时，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乃是胡适的顶头上司蔡胡之争，因为本身都是名人，各有“亲友团”、“粉丝团”助阵，在“新红学”登台亮相的时候上演了一出超级名人“PK秀”蔡元培一生持其观点，对胡适的批评做过有理有据的反驳。

胡适又于1922年5月写了《跋》一文，进行再商榷，文章结尾处引用了一段亚里斯多德的话：“朋友和真理既然都是我们心爱的东西，我们就不得不爱真理过于爱朋友了”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写作此文之前，曾四处寻找录有曹雪芹身世的《四松堂集》这部书，就在他心灰意冷近乎绝望之时，蔡元培托朋友为他借到了此书，胡适根据书中的史料记载，更加充分地证明了自己的一些结论。

蔡先生此举仿佛拆自己戏台，仿佛赠敌人弹药；后人在拨开历史尘埃，透过唇枪舌战的残渣余唾，于此可窥见一种高尚的风范，体味一种久违的温情“五四”前后，“旧红学”算是树大根深，但胡适《红楼梦考证》甫一发表，就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摧枯拉朽之势将“旧红学”逐出历史舞台。

1922年，顾颉刚在给俞平伯信中，称胡适的红学为“新红学”1923年，顾颉刚为俞平伯的专著《红楼梦辨》作序时提出“新红学”的概念，他说：“我希望大家看着这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

”新红学的确立，靠的是现代学术品格之于旧式索隐治学的胜利，靠的是一种新的方法，和一种新的治学精神和态度不论后人对胡适红学研究实绩如何评价，他在“新红学”的开创之功，确为不可磨灭三“新红学”的本质内容一是考证，二是实录观念。

在考证方面，主要是实证方法，即运用可靠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在实录观念方面，主要是“自传说”胡适的实证方法，并非全然来自西洋的舶来品，不过是承接中国传统朴学的经验，再加以西方怀疑和批判的眼光加以挑剔他在晚年说过，“我对《红楼梦》最大的贡献，就是从前用校勘、训诂考据来治经学、史学的也可以用在小说上。

”因此，《红楼梦考证》做为“新红学”的肇始，它不只是方法论的宣讲，同样有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极为精细的研究清代已有关于《红楼梦》的作者的说法，但主要是传闻，说不上学术研究；已有关于《红楼梦》版本的初步研究，但只是小范围的、浅尝辄止的。

真正全面地、系统地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广泛地搜集文献资料，并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的，胡适毫无疑问是红学史上的第一人《红楼梦》的作者为曹雪芹，在今天看来是小学生常识但在清末民初，索隐大盛，人们的心思和精力已堕入猜度秘闻的窼臼，反倒把作者问题给忽略了。

曹雪芹的名字，除见于小说正文第一回外，最早的旁证材料，要数袁枚《随园诗话》中的记载，谓曹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胡适推崇“科学态度”，主张“拿证据来”，他先从这里入手，考曹寅其人，据吴修的《昭代名人尺牍小传》、李斗的《扬州画舫录》、韩菼的《有怀堂文稿·楝亭记》，特别是章学诚的《丙辰割记》、还有《江南通志》、以及《四库提要》中有关《居常饮馔录》、《楝亭诗钞》的记载，考得了曹寅的字、号、出身、官职、当差接驾以及文化修养等史实。

进而推究曹寅和雪芹的关系，从杨钟羲《雪桥诗话》续集中得到一条重要的材料，知道雪芹名，不是曹寅的儿子而是孙子，从而纠正了袁枚的错误；尤其重要的是提供了线索，得知清宗室敦诚兄弟诗文集中必有关于雪芹的材料，于是顺藤摸瓜，查得敦诗四首，对于了解雪芹其人是极为可贵的文献材料。

经过了这样一番考索，对于曹雪芹的家世、境遇和个性就可以勾画出一个比较明晰的轮廓胡适又转而从小说本身引取若干“内证”，同上述史实材料互相印证，把有关曹雪芹的片段记载做了细心的发掘、梳理、比勘，去其讹误，存其实事，总结出关于“著者”的六条结论：。

(一)《红楼梦》的著者是曹雪芹(二)曹雪芹是汉军正白旗人，曹寅的孙子，曹頫的儿子，生于极富贵之家，身经极繁华绮丽的生活，又带有文学与美术的遗传与环境他会作诗，也能画，与一班八旗名士往来但他的生活非常贫苦，他因为不得志，故流为一种纵酒放浪的生活。

(三)曹寅死于康熙五十一年曹雪芹大概即生于此时，或稍后(四)曹家极盛时，曾办过四次以上的接驾的阔差；但后来家渐衰败，大概因亏空得罪被抄没(五)《红楼梦》一书是曹雪芹破产倾家之后，在贫困之中做的做书的年代大概当乾隆初年到乾隆三十年左右，书未完而曹雪芹死了。

(六)《红楼梦》是一部隐去真事的自叙：里面的甄、贾两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的化身；甄贾两府即是当日曹家的影子(故贾府在“长安”都中，而甄府始终在江南)曹雪芹之于《红楼梦》的著作权，时之今日仍有异议以上六条，基本上都曾遭到质疑。

尤其是第六条，受到非议更多当然，红学自诞生起，几乎没有哪一派的观点没有遭受到批驳，相反，胡适在当年史料极度匮乏的情况下考证出的许多结论，却成为诸多争论中最有说服力的一种相比之下，索隐派显得苍白无力，成绩不足。

曹雪芹留下的资料太少，胡适能考定其生平大略已是相当大的功绩重新论定作者为曹雪芹，为研究作者和作品打开了良好的局面胡适在学问研究中力倡的“拿证据来”的理性思维，比如在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订，他就不断用新的、更可靠的证据来替代原来那些不可靠的、间接的证据，从而不断修改、充实自己的结论。

他在写作《红楼梦考证》之时，只能依据有限材料推断“曹雪芹死于乾隆三十年左右（约1765）”；次年得到《四松堂集抄本》，因改断为乾隆二十九年甲申（1764）；当他于1927发现了甲戌本，即据其中的脂批而倡卒年的“壬午说”；到了1947年，周妆昌发现《懋斋诗抄》，以癸未年尚有《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而倡“癸未说”，胡适一度曾表同意；以后看到《懋斋诗抄》并非严格编年，而且认为作《代简》之时很可能不知雪芹已死，故仍从“壬午说”。

可见他尊重证据，不断依新证据修改已有的结论四关于《红楼梦》版本的研究，胡适一生着力甚多胡适写作《红楼梦考证》时，所能看到的本子十分有限，除了百二十回的“程甲本”、“程乙本”外，只有一种八十回本的戚本人们看惯了百二十回本，从来都认为是一贯的，胡适明确提出了“《红楼梦》最初只有八十回，直至乾隆五十六年之后始有百二十回的《红楼梦》。

这是无可疑的”他认为后四十回是高鹗补作，并对其生平作了考察胡适的根据是程伟元和高鹗的两篇序及引言，佐以张船山的诗及注所提供的旁证，他还采用了俞平伯研读小说本身所得出的内证，举出许多《红楼梦》前后矛盾不相衔接的理由。

胡适的结论为《红楼梦》后四十回确然不是曹雪芹做的，“但我们平心而论，高鹗补的四十回，虽然比不上前八十回，也确然有不可埋没的好处”《红楼梦》通行的版本颇多自1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一文以来，胡适就对当时他能够见到的各种《红楼梦》的本子，作了或详或简的研究、考证。

1928年和1933年，胡适又撰写了《考证的新材料》、《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钞本》，前者介绍和考证甲戌本，后者介绍和考证庚辰本甲戌本、庚辰本，皆为胡适的命名，并沿用至今虽然现在看来，他的许多观点未必正确，但在中国红学史上，也具有开拓意义。

甲戌本的全名叫《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这个本子的出现，是《红楼梦》版本研究史上的大事，从此开始了重视和研究脂本的时代甲戍年指的是乾隆十九年（公历1754年），那一年曹雪芹还在世这个本子正文里有“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的句子。

1927年胡适从海外归来，得悉有人愿出让一部《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时，他起先并未重视，以为没有什么价值，待见到本子以后，便“深信此本是海内最古的《石头记》抄本”，遂出重价买了下来，这是首次发现的传抄残本。

可惜这个本子辗转流传，到胡适手上已经相当残损，只有十六回（不是从第一回到第十六回，而是只存一至八、十二至十六、二十五至二十八各回）尽管胡适一度认为《红楼梦》价值不高，但对这个残本还是非常珍视的，视此本为平生秘本，向不轻易示人。

上世纪40年代后期，还在北京大学求学的周汝昌得知胡适手里有一部别人都看不到的古本——甲戌本，斗胆借看，没想到胡适竟慨然借予周汝昌喜出望外，于是不但精读，还跟哥哥周祜昌一起录了一个副本后来国内变故，周汝昌主动把书还到胡适家，胡适家里人开门接过了书。

1948年12月16日，胡适南下，临行匆忙，不得已舍弃了他的全部藏书，只随身带走了这一十六回的甲戌本和他另藏的一部程乙本胡适在1928年所撰《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文中，介绍了“甲戌残本”十六回的主要内容，从回目、脂砚斋与曹雪芹、凡例、脂本和戚本、秦可卿之死等等方面作了考证。

他得出了曹雪芹卒于壬午年除夕的论断，并发现了秦可卿“淫丧天香楼”、小红后有“宝玉大得力处”、惜春“缁衣乞食”、“误窃玉”等佚文情节，与流行的程本截然不同，这都是前所未知的——胡适发现的“甲戌残本”提供了一个惊人的信息，即在流行的程本百二十回以外，还存在着一个面目、性质截然不同的脂本。

属于脂本系统的戚本虽已流传，未引起注意，直至甲戌本出现，并经胡适考证介绍后，脂本系统方正式登上《红楼梦》评论的历史舞台胡适对脂本做了仔细审慎的研究，确立了脂本在《红楼梦》版本史上的地位，认识到搜集研究脂评本即早期抄本的重要。

他对脂本研究，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他发现了脂评对研究作者生平家世的文献价值许多批语反映出批书人与作书人的亲密关系，提供了重要史实，胡适据此充实或修正了他原来的论断，比如据“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的批语断定雪芹死于壬午（1763）除夕，修订了原先的甲申(1764)说。

同时，认为“可助证《红楼梦》为记述曹家事实之书”，强化了他的自传说第二，依据脂评研究《红楼梦》的成书过程比如第一回有批云“雪芹旧有《风月宝鉴》之书，乃其弟棠村序也今棠村已逝，余睹新怀旧，故仍因之”据此，胡适认为《风月宝鉴》乃雪芹作《红楼梦》的初稿。

又据秦可卿之死的批语和各本异文推考原文面貌和各本先后第三，依据脂评推考佚稿线索比如注意到了“若兰射圃”，琪官袭人“供奉玉兄”、宝玉“悬崖撒手”等等提示，可知有不同于高续后四十回的情节和结局第四，推考脂砚斋其人。

起先认为是同雪芹很亲近的亲属大概是堂兄弟，后来看到庚辰本二十二回“凤姐点戏，脂砚执笔”的批语，便“相信脂砚即是那位爱吃胭脂的宝玉，即是曹雪芹自己”胡适对脂本的研究，是前人所未触及的领域，值得大书一笔上世纪30年代他又得见庚辰本，同样给予重视和研究。

《石头记》抄本的陆续发现，这些都与胡适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关系，他有着崇高的学术声望，在当时可算是众望所归只是，甲戌本自1927年到胡适手，一直为个人收藏，到了1961年5月，他才将此本交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未能及早使世人得见真面，不能不是一种憾事。

红学研究在今天已经发展得如火如荼，产生了许多重要分支，如曹学（作者家世生平研究）、脂学、版本学、探佚学，甚至新索隐派可以说，这些研究在胡适那里已经发韧或初具规模胡适正是在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两大问题的研究上，确立了以考据为主要特征的新红学的历史地位。

五运用实证方法，对《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进行严密的考证，这是胡适“新红学”的一个新的方面，另一个新的方面是“自传说”，即认为《红楼梦》的本事是曹家本身，而不是其他人《红楼梦》是作者曹雪芹写他自己所亲见亲闻的曹家的繁华旧梦。

这个说法早在乾嘉时代就已产生，但直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问世后才成为一种有系统、有方法的理论为给他的“自传说”找根据，胡适首先对曹雪芹的家世作一番考证，考证得有凭有据，较少妄测武断的大言但是，仅仅根据对作者身世的考证，就断定“《红楼梦》这部书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大概就是他的“大胆假设”了。

“自叙传”的根据是：（一）从《红楼梦》开端时的一段话（《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甲戌残本载入“凡例”），断定曹雪芹就是那个深自忏悔的“我”，也就是书中甄、贾（真、假）两个宝玉的底本（二）从第一回石头的说话中“莫如我这石头所记，不借此套，只按自己的事体情理，反倒新鲜别致”的这几句话，断定《红楼梦》写的是曹雪芹自己的事体情理；。

（三）从第十六回中谈论南巡接驾一事，断定书中说的甄、贾二家都是曹家；（四）把第二回中叙述荣国府的世次，对比曹家的世系，断定贾政就是曹俯，宝玉即曹雪芹，即是曹俯之子；（五）从前八十回中断定贾家必致衰败，宝玉必致沦落二事，比附于曹雪芹一生的不幸遭遇，又以曹雪芹的坎坷断定正是贾宝玉的历史。

研究者将眼光引向小说创作的生活素材，引向作品内容与作家生活经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自有其合理的成分但上述五点，全然把作者个人的经历，当作小说中主角的经历，甚至将两者混同、叠合，混淆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界限，用“历史癖”、“考据癖”来分析一部艺术作品，南辕北辙，格格不入。

在“脂批”的《红楼梦》版本出现以前，《红楼梦》的流通版本以高鹗与程伟元刊印的程乙本为主程乙本除了缺少脂评以外，许多细节也与脂本不同脂本出现之前，大部分红楼梦的评点者都认为《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均为同一人所作。

胡适发现了脂本后，更加怀疑红楼梦后四十回高鹗所补、高鹗的续书内容与曹雪芹的原稿不同、并认定脂本是“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说”的铁证1952年12月胡适在台湾大学讲演时重申：“我的假设就是说，《红楼梦》是作者的自传，是写他亲眼看见的家庭。

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红楼梦》就是写曹家的历史、曹雪芹是什么人呢？他的父亲叫曹頫，他的祖父叫曹寅；一家三代四个人做江宁织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谓宁国府、荣国府，不是别的，就是指他们祖父、父亲、两个儿子，三代四个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宁织造的故事。

”“新红学派”的“自传说”，影响很大，它成了“五四”以来“新红学派”在《红楼梦》研究中偏重于史学研究的系统的理论，其长处是将曹氏家族历史的研究和《红楼梦》小说的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弊端则是过于执著对曹氏家族的研究，往往走火入魔，结果将红学蜕变为曹学。

“自传说”可以称为一种新的“索隐派”式的附会，“三分证据”硬是要琢磨出“七分道理”来，它大大地贬低了《红楼梦》强烈的现实意义和艺术的生命力以《红楼梦》的故事情节甚至某些片言只语去附会曹雪芹的生平家世、填补史料的空白，难免方枘圆凿，显得有些可笑，同样走上索隐派穿凿附会的老路，将研究陷入困境。

《红楼梦》虽不乏自传色彩，但终究还是一部小说六近代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小说地位空前提高《红楼梦》研究，在这个时候鲜明地凸显，科学考证和科学探讨渐成议事日程里的题中之义“新红学”迥异旧式治学的研究方法，给当时学界带来的振奋是不言而喻的：它改变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也改变了传统学术的重心，推进了现代学术的转型；它把历来不登大雅之堂的白话小说也如正统的经史诗文一样被当作了学术研究的对象，给予这些小说名著以现代学术荣誉，并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

1979年6月，时任耶鲁大学教授的余英时在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的论文，将“红学”、“甲骨学”以及“敦煌学”并称为20世纪中国的“显学”他写道：“由于胡适的提倡，《红楼梦》的考证工作已和近代中国学术的主流——乾、嘉考据学到‘五四’以后的国故整理——汇合了。

因此，从学术史的观点来看，‘红学’无疑地可以和其他当代的显学如‘甲骨学’或‘敦煌学’等并驾齐驱，而毫无愧色”中国现代学术正是发轫于《红楼梦》研究王国维于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而胡适于1921年发表的《红楼梦考证》则可算是一次大规模的实践和宣扬。

胡适《红楼梦考证》的影响，不限于红学本身，很大程度上带有方法论的意义事实上，这一点胡适是相当自觉的，他一再申明“《红楼梦考证》诸篇只是考证方法的一个实例”有人说，胡适的“十字真言”——“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其影响超过他的任何一部著作。

这并非是言过其实的赞誉，因为在胡适之前，尚未有人做出如此明白通俗的概括平心而论，这“十字真言”，不过是一点点粗浅的归纳法的解释与应用，但是它却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作为方法论的思维模式，塑造了学界尊重事实、尊重证据的精神。

用这种方法考证小说，成绩斐然，为中国文学史“扩充了无数的新证据”作为治学方法的范例，胡适说过“我对于研究《红楼梦》问题，我对它的态度的谨严，自己批评的严格，方法的自觉，同我考据研究《水经注》是一样的……要人家不自觉地养成一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

”他所提倡的方法，在红学研究领域成效卓著，造就了一大批红学名家胡适的“新红学”的“典范”建立以后，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后来的研究者虽然发现了一些新的文献资料，纠正了胡适的一些片面的或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胡适在《红楼梦》文献研究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和划定的基本范围，依然是今天的《红楼梦》文献研究的基本命题和范围。

七胡适坚持“实证与实录合一”的红学研究，也不可避免地留有遗憾由于他本人艺术气质较弱，文学审美能力有限，质材影响眼光，也影响了他对《红楼梦》研究的成绩他轻视《红楼梦》的文学价值，认为《红楼梦》的见解比不及《儒林外史》，文学技术比不上《海上花列传》。

1960年11月，他在《与高阳书》中还坚持20年代形成的看法：“雪芹是个有天才而没有机会得着修养训练的文人——他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往来朋友、中国文学的背景等等，都没有能够给他一个可以得着文学的修养训练的机会，更没有给他一点思考或发展思想的机会（前函讥评的‘破落户的旧王孙’的诗，正是曹雪芹的社会背景与文学背景）。

在那个贫乏的思想背景里，《红楼梦》的见解当然不会高明到哪儿去，《红楼梦》的文学的造诣当然也不会高明到哪儿去”胡适说《红楼梦》的文学造诣不高，正是源于自身文学造诣，包括他认为程乙本优于程甲本，同样是在文学鉴赏方面功力不足造成的。

胡适说蔡元培一生秉持索隐派的观点，“可见一个人的成见之不易打破”，他对《红楼梦》文学价值的成见，又何尝打破过呢？考证派研究《红楼梦》，好比欣赏一幅世界名画，撇开这幅画美在何处不去琢磨，却拿着精密仪器来研究颜料是什么成分。

胡适自己也说他写了几万字的考证，差不多没有说一句赞颂《红楼梦》的文学价值的话，只认为《红楼梦》是老老实实的描写这一个“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趋势，“因为如此，所以《红楼梦》是一部自然主义的杰作那班猜谜的红学家不晓得《红楼梦》的真价值正在这平谈无奇的自然主义的上面。

”并认为这句话已经过分赞美了这简直是把小说当成历史资料来阅读《红楼梦》首先只是小说，不应误为一部自传，亦不当认作一篇科学的论文另外，过份执著考证也会同旧式索隐一样，远离《红楼梦》文本的旨趣新红学对于胡适来说，可算是“成也考证、败也考证”。

有意思的是，跟着胡适走了几十年的俞平伯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做《红楼梦》考证研究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当代红学家刘梦溪先生在其《红楼梦与百年中国》一书中将“脂砚何人”、“芹系谁子”、“续书作者”并称为红学的“三大死结”。

事实上，在发掘了大量史料的情况下，依然无法解决这些问题随着史料发现的减少，考证派红学似乎越走越窄余英时先生甚至将“材料的不足”归结为导致考据派红学遭遇“重大危机”，面临“技术崩溃”的一个原因正因为有些领域新红学鞭长莫及，索隐派同样顽强地生存着，一直后继有人。

1z1~*S:\:g7]8d国学论坛"T9A,F1\-J4i/Z*n以历史考证的方式进入到文学文本中，演化为“文学的考据”，这本就是一个尴尬的处境红学向曹学化倾向，与其说是偏离了红学的原旨，不如说它是对“文学的考据”的矫正。

从胡适开创新红学时“柳岸花明又一村”的气象，到如今“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局面，恐怕是他所不能料及的八从1921年3月完成《红楼梦考证》初稿，到1962年逝世，红学研究终其胡适的一生，甚至逝世前留下最后一封信还是谈《红楼梦》的。

胡适经常借用龚定庵的“但开风气不为师”来期许的确，在把握一个时代的学术脉搏和文化潮流上，胡适敏锐而大胆如他自己所说：“我现在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地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他的红学研究主要是在上世纪20年代，《红楼梦考证》是他的起点，也几乎就是顶点。

其后他虽然在版本等方面写过几篇重要的论著，但整个学说在基本定型之后，就没有多大的发展红学研究虽然贯彻一生，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里提及《红楼梦》，不过是老调重弹罢了胡适与《红楼梦》结缘，其学术建树值得一书，其个人经历亦值得一表。

胡适在攥写《红楼梦考证》时，得力于当时北大读书的顾颉刚和俞平伯两位，可以说，新红学是他们共同开创的在上世纪50年代，当胡适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借得一本俞平伯写的已经纸张发霉的《红楼梦辨》时，不禁感慨系之，为文忆旧，特志“纪念颉刚平伯两个红楼梦同志”。

新红学登台之际，胡蔡之争的学者风范，已成空谷足音，也使胡适感念一生在他离开大陆之前，还给予当时藉藉无名的北大学生周汝昌以无私的帮助无论国内国外，胡适对《红楼梦》依然未能忘怀他在得见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认为虽有许多可议之处，“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谈起俞平伯的八十回校本，赞为今日“第一善本”，“是一部最好的汇校本”。

胡适对《红楼梦》一往情深，倾注如此多的感情，在他其他研究方面，是不多见的，足见缘分之深胡适是一个有历史癖和考据癖的人，他开创的新红学鲜明地着上了这种个人气质在里面，具有强烈的非文学倾向总的来说，新红学在红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红学研究从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变，体现着中国现代学术的实绩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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