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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相关学术史回顾 （一）澳门地名来源研究关于澳门的地名来源，前此集中讨论的其实是其经标准化后的葡萄牙

 

一  相关学术史回顾（一）澳门地名来源研究关于澳门的地名来源，前此集中讨论的其实是其经标准化后的葡萄牙语书写形式Macau及其前身Macao的来源据亲眼见过藏于罗马耶稣会档案馆的1555年11月20日葡萄牙富商费尔南·平托寄往果阿亲笔信件的金国平、吴志良称，是该信最先出现

amaquão这样的地名，并称此文件为“葡语‘澳门’的‘出生纸’”，amaquão拼写中“ão”是明显的尾鼻音，“quão”同“cão”，而葡语书写中，鼻音符号“~”往往容易脱落，而成为“-ao”的形式。

另，据白乐嘉（J.M.Barga）称，葡萄牙作家在16世纪中使用诸如Amaqua、Amachao、Amacao、Amacuao、Amaquao、Amaquam、Machoam、Maquao等变体，偶而使用。

Macao这一形式而高美士（Luís Gonzaga Gomes）则认为Amacao这一形式未经受住时间考验，其首字母很快脱落而蜕变为Macau的简单形式无论是amaquão还是Macau的葡萄牙文书写形式，其来源必然是原有的当地中文名称的转写。

关于澳门地名来源问题，学者们曾有长期争论，然而，“amaquão” 最有可能的对音显然应是“阿妈港”中文史志中，在1548年刊刻的嘉靖《香山县志》上，我们看不到与阿妈港相近的地名，但数十年后行世的郭棐修撰之《粤大记》（据考证该书大约刊于。

1596/万历二十四年）中却附有一长幅极为重要的“广东沿海图”，其中恰在今澳门地区的西南方有一地名“亚马港”，《粤大记》之图当取自宋应昌《全海图注》所附“广东沿海图”，《全海图注》有李化龙万历十九年（1591

）序，据内容判断，广东部分有可能成图于万历四年（1576）左右但应注意的是，图上呈半岛状的陆地上注出地名为“濠镜澳”，“亚马港”则注在海中，当时“港”字通名，在江南河网地区是小河道的意思，在南方沿海是岛屿与岛屿、或岛屿与陆地间水道的通名，而非“港口”之意，“亚马港”当指半岛西侧的水道。

在十六世纪晚期罗明坚、利玛窦等人所著《葡汉词典》中列有词条“Maquao”，释为“蠔鏡澳”，与中文舆图上的所指又不尽相同关于文字文献中澳门地名来源的讨论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了，但从地图方面来讨论的则较少见葡萄牙船只。

1513年首航广东后，随着时局变化，在北起浙江双屿港、南至广东上川岛的沿海地区活动，希望找到一个长久的立足点其目的最终在香山濠镜澳实现，但入居前，葡萄牙人在这一带其实已有较长期的活动历史，在十六世纪的世界地图与航海图、包括前人研究往往忽视的。

1557年左右这个葡人正式入居年代之前的不少地图资料中，均很可能会将濠镜澳这个天然良港重点标识出来与此同时，广州由于始终是南方最重要的城市与河港，自然也会标注，虽则以不同语言背景绘制的地图上标注的拼法会有所差异，但广州这个地名的书写形式大都是。

“广东”的对音，不会产生问题相反，早期澳门相关的注记则有下文所述的种种形式，使读图者扑朔迷离，表面上不能确证这些注记表示的地点是否就是今澳门所在，然细考之，似又非澳门其地莫属（二）对早期西方古地图上澳门标绘的研究。

1.谭世宝的研究最近十数年间，谭世宝陆续撰写系列探讨“Macao”地名起源及含义的论文，作者采纳“Macao”词源诸说之一的“泊口”对音之说，又糅合伯希和（Paul Pelliot）提出的中国后起之“Macao

”乃借用自下缅甸白古（Pegu）附近的“Macao”地名的推想，创为葡人将早期在东南亚接触到的对应当地华人方言中“泊口”的“Macao”地名移用至珠江口地区的新说在描述“Macao”于珠江口区域的移用过程时，作者将一些西文古地图倚为重要论据。

1998年的文章中，作者指出18、19世纪西文地图上多可见将香山县（今中山、珠海一带）主体绘作一大岛，作“Isle de Macao”等标识，而将澳门半岛葡人居地标作“Ville（城镇）de Macao

”或“Macao”的情况，说明“Macao”并非总是同中文“澳门”之地域概念相对应，作者也涉及了16、17世纪的早期西文地图，称1570年《费尔南·瓦斯·多拉杜地图集》（FernãoVaz Dourado

 Atlas）所收之“从锡兰到日本的亚洲地图”为“现存首次在珠江口右岸标出Macao的”（图1），其后诸版本多拉杜图集中有类似标注，而“其所指的地方显然是珠江口靠右的一个岛”，作者此处表达含混，并未确指为图上哪个岛屿，但文中同时引用

1582年葡人手稿《市堡书》的描述，称广州城南有“Machao岛”，约有十里格之长，则作者之意显是认为Macao指代图上湾中的一个表现香山县域的大岛（并认为这同后世西图的作法一致），作者自己的表述为，自缅甸借用“

Macao”一词后，“在中国的Macao是首先作为整个香山澳之称的，再由包括香山县的Macao的大岛向其南端的澳门半岛部分转移收缩”但在之后的文章中，作者的论证又有改变，《“Macao”在中国的变迁及明清时期对澳门地区的管制史探真》一文中，作者引用了十三幅西方古地图，结合其他史料，认为在西方最早期的一系列地图上绘出的珠江口内，所标示的“。

Macao”地点，首先是在广州、黄埔一带的珠江东岸，然后逐渐转移到珠江口东岸的今东莞、宝安、香港一带，再转移到“珠江出海口中间偏东岸的香山岛一带”，此后以“Macao岛”指香山岛，“Macao城”指澳门半岛中部葡人居地及港口，“最后才在

1848年以后澳葡侵占澳门的过程中变为今澳门地区的专称”，可见作者已不再认为最早期西方地图上的“Macao”是对湾中岛屿名的标注，而认其作“珠江口”东、西岸上葡人不同时期频繁转移的“泊口”的就地标识谭世宝最先将早期西文地图引入对

“Macao”地名的系统研究，展现出作者独到的眼光，然而，其系列研究存在诸多可质疑之处作为其立论基础的“泊口”说，本身难以成立，前人已多有辩驳，除语音证据不足、且无法解决“Amacao”等“Ama-”开头的书写形式同“泊口”的对译问题外，“泊口”为普通名词，也通常不会被用作地名

作者虽使用了一些西文古地图，但“远非系统资料”，尤其是对葡人初来后的16世纪古地图仅十见其一，所论自难圆满其早期观点中将1570年图上的“Macao”认作湾中岛名的论断并无充分依据，后期观点中对“Macao

”位置变化展现葡人“泊口”转移的观点出自作者简单地“据图直观”，并未对图上地名所指作系统研究，且葡人之“泊口”在十六世纪下半叶也并不存在作者据图描述的那种转移2.郭声波、鲁延召的研究郭声波、鲁延召发表《。

1560：让世界知道澳门——澳门始建于西方地图年代考》，认为由于十六世纪葡萄牙人的东亚航海图所取比例尺不大，所描绘的广东沿海地区部分不可能将香山岛上的澳门半岛明确标画出来，所以，“有关澳门的地名标注，只能标在香山岛旁”，如在

1570、1571年两个版本的多拉杜地图集中收录的远东沿海图上（图1、2），“可清楚见到珠江口内最北一个大岛的右上角标注有一行葡文地名‘Macao’，可以肯定它标注的地物就是这个大岛，它应该就是当时中国人称呼的香山岛”，并进一步指认“珠江口”内所绘其他岛屿，称下方左右相对的岛屿为蚊湾山与连湾山，“两山（岛）之间的水湾称为浪白滘或浪白澳”，故“在二岛的右侧（今珠江口东岸深圳、东莞一带），标注‘

Llampacao’，这种偏里标注对象的标注方法与‘Macao’相同，都是迫不得已而为之”，此外，1571年图较之1570年图，在“香山岛”之南加绘一个较大岛屿，作者称“估计是三灶岛”对于位处今日珠江口西岸的。

“香山岛”为何绘在图上“珠江口”的正中，作者分析道，“这正反映了珠江口海岸线古今走向的不同”，因当时香山县境主体未同大陆相连，从澳门出发有东、西两条航道通往广州（西侧航道由前山水道抵磨刀门，经“香山岛”西缘北上），“而这两条水道都可以叫珠江，那么当时葡萄牙人认为澳门位处珠江口正中也就不足为怪了。

直到18世纪中期，中国人所绘许多地图仍将香山岛画在珠江口正中，也证明西方人所画不误”。

图1多拉杜图集远东沿海图，局部（1570）

图2 多拉杜图集远东沿海图，局部（1571）作者也分析了收录于1584年版奥特利乌斯（Abraham Ortelius）《地球大观》（Theatrum Orbis Terrarum）中的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对本区域的绘法

（图3），称此图“珠江口岛屿画得不如前述多拉杜的两幅准确，如蚊湾、连湾两岛被画得比香山岛还大，‘Macoa’标记南移，被放在珠江口东岸今深圳、香港的位置，距香山岛较远而与蚊湾山较近”，并认为巴尔布达未到过东方，是其“

Macoa”注记位置欠准的原因郭文中重点介绍的那幅约绘于1560年的“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图4）上，作者指出在“珠江口东岸（今深圳一带）标有‘maco’字样”，“珠江口标有两个红色小岛和黄、红、蓝三个大岛，再往外面，是一片群岛。

经与前面各图比较，珠江口的两个红色小岛应该就是缩小的香山岛和横琴岛三个大岛中，黄岛应是三灶岛，红岛是连湾山、蓝岛是蚊湾山，各岛的色彩处理与前面各图相同”，又解释道，因此图“将珠江口画得较窄，‘maco’字样如标在珠江口，虽离香山岛较近，但容易与海岸线叠压，可能看不清楚，因此图中将‘

maco’字样标在珠江口东岸空白地带，这样虽略为偏离香山岛，但文字不致被海岸线条压住。此种举措，在地图绘制技法中是常用的，并不表明绘图者认为‘maco’在珠江口东岸”。

图3巴尔布达“中国新图”，局部（1584）

图4从暹罗到日本的远东海图，局部（约1560）郭声波、鲁延召之文与谭世宝类似，皆认为十六世纪葡人地图上绘出了“珠江口”（无论此河口呈现图1、2、3这样的海湾状，抑或图4这样的窄长状），而郭文认为图1、2

右上角的“Macao”注记指代湾中最北的大岛，且以之对应“香山岛”，似也受到谭世宝早期文章观点的启发在此基础上，郭文进一步指认“珠江口”中的其他大岛为三灶岛、蚊湾山、连湾山，然而，后三座岛屿仅为偏居珠江口水域西南侧的蕞尔小岛，而明代中文舆图中展现的“香山岛”则占据当时香山县境的大部分，若依郭文所指，则图上三灶等岛同“香山岛”的相对比例同现实的差异过大，故此论难以信从。

此外，若图1、2上果真表现的是“珠江口”与“香山岛”，则此“香山岛”的位置如此深入湾中，且位于图上广东城（图1作camtão、图2作camtam）之东偏北，也颇不合情理郭文对1560年图上湾口外岛屿的指认，则是前论的进一步推演，但是，以岛屿涂色作西文古地图细部考据线索的方法本就隐伏危险（因当时西文古地图涂色的随意性），且经作者指认，记在“珠江口东岸”的“。

Maco”指代的水中微小的“香山岛”同三灶等岛的相对比例，较诸现实，更是完全逆转3.金国平、吴志良的研究金国平与吴志良合作的《1535年说的宏观考察》中，梳理了《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图集中收录的。

16世纪葡人沿海图，并将诸图图形、注记的变化同作者文中提出的葡人珠江口活动分期结合分析，认为“珠江口时期”（即葡人初来至1522年西草湾之战）葡人的地理知识进展并未体现在地图上，至1535年的沿海图较准确地标示了屯门半岛及南头湾的轮廓，此后

1537年图及40年代沿海图基本沿袭自1558年迭戈·奥门图（Diogo Homem）开始，绘制的出海口有大变化，呈现直锥形，作者指出，此后的沿海图不再表现珠江口，而是反映西江口的地形从1563年拉扎罗·鲁易斯（。

Lazaro Luiz）之图开始，海口中出现两个大岛，此后1570年代诸种多拉杜图集上岛屿的绘制不断变化，至1576年图上共有6个大岛，“岛屿数量的增加说明了葡萄牙人对西江口地理的逐渐认识”，作者并对图上这些岛屿的所指作出推测，“这些岛屿是代表被西江水系切割的新会、三水、顺德、香山诸县”。

至17世纪开始，“在葡萄牙沿海图中，上述直锥形海口才逐渐变为梯形”，此时的图形，“已经是珠江口及西江口的总体标示”作者对谭世宝将多拉杜系列海图上的湾口断为珠江口提出批驳，并作具体论证，指出因16世纪中叶葡人主要在上川—浪白—澳门活动，业已放弃珠江口的航道，反映到地图上，则是重点描绘西江口，而非珠江口，作者将湾口左侧的“。

camam”注记读作“江门”，结合右侧的“llampacao”，可进一步确认葡人所绘为西江口，此外，还结合丰富的中外史料，论证经由西江口北上广州确为当时的主要航路其实，在更早发表的《Macao、Macau。

诸名考异》一文里，金国平评论谭世宝文章时，已于注释中指出“应该确定的是图上所见港湾为西江还是珠江若假设为西江，该二图所标示的macao的位置虽不准确，但无误”金国平、吴志良的研究为目前所见对16世纪葡人沿海图上珠江口绘法最系统的梳理，文中提出的葡人描绘对象在珠江口、西江口间切换的论断非常重要，唯作者所据地图资料仍不完整，论述亦较简略，尚有较大补充、细化的空间。

另需注意的是，金国平对当时葡人所绘地图的性质作出区分，指出如多拉杜所绘的远东沿海图等诸图为“形势图，非准确的舆图”，并在注释中阐释道：“关于西江口较准确的舆图，可见里斯本国立图书馆藏第D90R图其绘制日期应在。

1574年之前，理由是尚未出现关闸而同一图书馆藏第D89R图（图37），（即《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中第136页之图）则作于1574年之后，因为上面明确地标出了关闸的门楼及在其两侧横贯莲花茎的一堵围墙。

在此图上，香山县为一四面环水的岛屿，上面的葡语名称作Amção，为粤语香山的对音此二图为硏究浪白外海、澳门以及香港早期史极其重要的图籍资料”金国平所述两图为较大比例尺的珠江口航海图，绘有细致的岛屿岸线，且有山岛、岩礁等地形的直观描绘，较诸。

“形势图”确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在航海活动的实际使用方面），16世纪葡人地图中，此类海图极罕见，尤为珍贵关于里斯本藏第D89R图的年代，《澳门：从地图绘制看东西方交汇》记作约1600年，而第D90R图，目前公开出版物中仅见金国平在《西力东渐》附录二中披露的该图右半幅之影印件。

，不见包括澳门在内的珠江口西半部分，仅据右半幅而言，此图之轮廓、笔触等均与第D89R图高度相似，作成年代当较为接近，此二图的具体制作年代有待进一步确证4.澳门科技大学的研究澳门科技大学自2013年起开展“全球地图中的澳门”项目，锐意搜寻散落世界各地之相关古地图。

2014年举行的第一届国际研讨会上，许平、杨迅凌、项方撰文介绍第一阶段地图搜集的成果，对16至19世纪涉及澳门的部分西文古地图进行时间顺序的梳理，研讨会后出版了精美的纪念图集，其中包含不少重要的西文古地图，且印制清晰，方便研究者使用。

图集编者的逐幅说明文字中包含不少启发性的见解，如指出1565年小奥门沿海图上的“ma_a” 、1588年彼得里亚洲地图上的“matan”等前人忽略的地名可能同澳门有关二早期西文古地图上的“珠江河口”绘法。

在有幸见读澳门科技大学项目组搜集的西文古地图资料，并较全面地参考国内外当代学者发掘、出版的各种古地图图集，及较充分地检索、获取互联网上开放利用的古地图图像电子资源后，现已可整理出相对完整的关于“珠江河口”的西文古地图序列——之所以用“珠江河口”而非“珠江口”概括之，因当时制图者的绘制对象并不一定是完整的珠江口，也可能是西江口或伶仃洋等今日地理概念中“珠江口”之局部区域——并以图上河口的形状为主要线索作出分类与梳理。

梳理过程中，也会对早期西文地图上很可能与澳门相关的诸地名注记展开讨论(一)A类型：绘制精细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湾口岸线此类图示出现于16世纪30年代中叶以后，但其前身或可上溯至葡萄牙制图家老雷内尔（

Pedro Reinel）与其子小雷内尔（Jorge Reinel）于1519年在西班牙塞维利亚绘制的地球平面图，龚缨晏指出，图上“有一条大河从中国内陆流入南海，这条河流应是珠江珠江口边画着一面葡萄牙旗帜；在南海，还画有一艘葡萄牙船只”，此图反映了葡萄牙人实地观察的成果，图上中国海岸线的最远处应是广东与福建交界的地方。

，粤东、闽南一带的新知识可能得自1518年若尔热·马斯卡雷尼亚斯（Jorge Mascarenhas）率领的几艘中国式帆船至漳州的航行图上的珠江河口呈现河口湾状的展宽（图5），在珠江河口的西侧，另绘有一个小海湾，珠江河口一带有一些地名注记，限于目前所见图片清晰度，暂无法识读。

图5 地球平面图，局部（1519）

图6  Gaspar Viegas东南亚洲图，局部（1537）

图7 明代中后期珠江口岸线示意草图1535年起，出现一系列如前引金国平所述“较准确地标示了屯门半岛及南头湾的轮廓”的葡萄牙沿海图，1535年之图未署名，图上珠江河口部分无其它地名，唯在湾顶处标注“rio de camm a chyna

”，即“通往中国之江”，1537年葡萄牙制图家加斯帕尔·维尔加斯（Gaspar Viegas）制作了两幅大同小异的沿海图，展现马来半岛迤东的亚洲海岸，华南沿海的岸线走向同1535年图基本一致，但1537

年的两图上均增添了密集的地名注记（两图注记相同），图上湾口顶端的注记改作“Rio de Camtã”，即“广东河”，谭广濂指出，湾口东南部的岸线即是香港屯门一带，“绘图者将这部分的珠江口、大屿山、青山及九龙半岛连合起来，但外貌仍依稀可辨”，并注有“

Ilha di Biniaga”，即“贸易岛”，谭广濂还认为图上“一支葡萄牙皇家旗帜插在这片半岛上，象征葡萄牙已经占据此地”，并指出图上湾口外左下方的标作“Pulo Ruca”的岛屿为上川岛旁的一个航标性的岛屿乌猪洲

在湾口西侧不远处，绘有相连的几个浅凹海湾，其中最西一个旁边注曰“lapupa rãpom”，张增信认为此图上有“Labupa或Labups”，“隐有‘浪白’之谐音”，然“lapuá”为马来语“港湾、澳口

”之意，此处“rãpom”其实更可与“浪白”对音，此注记很可能恰切对应“浪白澳”金国平总结了中外学者对浪白澳范围的考证，认为存在广义与狭义之分，“汉籍中广义的浪白可能包括从西江崖门至连湾、乃至文湾以南的水域”。

，葡籍中的“‘浪白岛’后称‘南水岛’”，“广义的‘浪白滘诸岛’是指葡人初抵时，其位于西江口的泊地，无论何岛均以浪白滘称之”中、西文献中广义浪白澳的大致范围参见笔者绘制的明代中后期珠江口岸线示意草图（图7

）在1537年图湾口左下方，可以读到“macom”的注记，且此注记书写之字迹与图上其他文字笔迹一致，应非后世添加这一注记或可与“妈宫”或“妈港”对音，很可能正表示着今日澳门所在的位置，而图上的湾口描绘的则正是“珠江口”东半部的“伶仃洋—狮子洋—珠江”岸线，细观其走向，与实际水道非常肖似（参见图。

7）此外，在图6的“macom”注记的位置附近也插有一面旗帜，可堪注意，但应指出，在1537年维尔加斯的另一幅海图上，虽然注记一致，却仅有湾口右下方贸易岛处的一面旗帜这一绘制精细的表现“伶仃洋—狮子洋—珠江”的湾口图示于初现后的十余年间在一些西文地图上传承，如约成于。

1540年的葡文沿海图，作于1542年的法国Dieppe学派制图家罗兹（Jean Rotz）的两半球世界沿海图，作于1543年的Guillaume Brouscon（同属Dieppe学派的法国制图家）之世界沿海图

，约成于1545年的葡文世界沿海图，作于1547年的巴拉德地图集（Atlas Vallard，亦属Dieppe学派作品）所收之沿海图等此外，生于热那亚、工作于威尼斯的意大利制图家阿格尼斯（Battista。

 Agnese）制图工坊创作的诸版本地图集中，可见到有趣的现象，在诸版地图集（分别作于1540、1544、约1550、1553年）的“亚非沿海图”上，珠江河口均呈本节叙述的A类状（但较粗略），而在同一图集的“太平洋沿岸图”上，则均呈下节分析的

B类状，很可能是由师从Agnese的另一位意大利制图家Francesco Ghisolfi约在1553年制作的地图集内也是相同情况上述诸图中，1540、1545年的葡文沿海图、1542年的罗兹地图等三图尚未见读清晰图像，待查证，其余所见诸图均无“。

macom”注记（二）B类型：河流由两支汇合出口，呈V字形，较浅的开放湾口此类图示的前身可追溯至1519年由葡萄牙人老奥门（Lopo Homem）、雷内尔父子编撰的《米勒地图集》中收录的一幅“东印度地图”。

，前人多将注意力集中在图上写于一个文本框内的关于“中华岛屿”（实指东印度群岛）的注文上，而忽略了图幅上方在西南—东北走向的中国华南沿岸绘出的醒目河流图案（图8），此大河分两支河道，在出口处汇合，图上中国沿海无任何注记，从方位看，大河应即珠江水系。

1525年起，长期为西班牙国王服务的葡萄牙人迭戈·里贝罗（Diogo Ribeiro）陆续绘制了三幅世界地图1525年的图上，珠江水系呈现两支大河流V字形交汇出口状，与上述1519年图类似，仅绘出两支大河的近口段部分，汇合后，外侧是一个向南开放的喇叭状浅湾。

1527年里贝罗图的珠江河口较之旧作无甚改进1529年图则面貌一新（图9），龚缨晏指出，图上中国海岸线部分增加了许多地名，为制图者不断地留心新材料的成果在澳门科技大学的帮助下，现可见读藏于梵蒂冈宗座图书馆的此图羊皮纸原件之高清扫描图。

从图像上看，绘者添绘了图上珠江水系两支大河的上游部分，在北方起伏的群山间发源、流淌，其流域规模不亚于图上位于西方的恒河水系但相较于上述多半出自想象的山水添绘，更应注意的是图上的文字注记本文关注的区域内，两支河流交汇处的东侧注有。

“cantam”，即广州城，此注记右下方的沿岸处，则可读到“matan”，原图此处字迹斑驳，但经澳门科技大学联络，请梵蒂冈方面使用红外技术辨识后，可确认这一识读的准确性1529年里贝罗图上，两支大河汇流处位于广州城西侧，则可判断它们分别为珠江水系中广州城上游的北江与西江河道，前述。

1519年《米勒地图集》之图亦可作如是观，船长欧维士（Jorge Álvares）1513年搭乘中国帆船首航广东后，葡人始终在外海岛屿间活动，可能迟至1517年，护送首任大使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

）的费尔南·安德拉德（Fernão Peres de Andrade）首次率领葡舰驶抵广州，大使等人于10月底入城，后下榻怀远驿，至此葡人对于广州上游的北、西江水系当有进一步了解图上的北、西江交汇口以南，绘作喇叭状浅湾，浅湾内外有许多小岛，。

matan注记位于浅湾的东侧岸上，图上醒目的红色北回归线则横穿此注记珠江河口的B类图示流传不广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有一幅1530年制作的无名氏世界沿海图，图幅左侧绘有珠江口一带岸线，绘法类似里贝罗之图，图上广州（。

cantan）用红色标出，但位置移置两支河道相交处北侧，在湾口东岸隐约可见“matan”注记（待进一步确认），位置也与里贝罗之图相仿上节述及之意大利制图家Battista Agnese、Francesco Ghisolfi。

师徒在16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诸本图集内的“太平洋沿岸图”上有所继承，图上的珠江河口虽笔触简略，但保留了两支汇流的主要特征（从全图布局观察，此系诸图与上述1530年无名氏之图相似度更高），其中Agnese1550

、1553年两版图集中的“太平洋沿岸图”上注记丰富，1550年图在河口东侧岸线上标有“matan”（图10），1553年图上则无此注记另可注意塞维利亚宇宙学家阿隆索·德·圣克鲁斯（Alonso de Santa Cruz。

）的《世界全部岛屿通用地图集》（Islario General de Todas las Islas del Mundo），此图集编制于1539至1560年间，最终完成后献给菲利普二世（Philip II

），书中搜罗了欧洲航海者的各种最新发现，包括111幅地图及相应图说其中的一幅沿海图包括中国南部海岸（图11），对珠江河口外部浅湾的绘法应即仿自里贝罗之图，但图幅北端截止于广州（cantan）北侧，故不见上游两支河道之形，较多注记与里贝罗图上类似，其中即有“。

mantan”，注于里贝罗图“matan”相应位置上。

图8 米勒地图集：东印度地图，局部（1519）

图9 梵蒂冈图书馆藏里贝罗世界图，局部（1529）

图10 阿格尼斯太平洋沿岸图，局部（约1550）

图11世界全部岛屿通用地图集，局部（1539-1560）（三）C类型：欧陆早期印本图上的变异图形I“matan”的注记还出现在另一系列由欧陆本土制图家描绘的亚洲地图上1554年，意大利学者赖麦锡（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

）的《航海和旅行记》（Della Navigationi et Viaggi）中附有三幅描绘亚、非两大洲的木板刻印地图，其“第三图”（Terza Tavola）涉及东亚与东南亚地区，中国部分绘出华南地区

（图12），赖麦锡的著作中汇集了包括马可•波罗、尼科洛•达•康提（Niccolò de Conti）与麦哲伦在内的数百年间的旅行家记述，“第三图”之中国相关部分注记也同样杂糅西人新旧地理知识，既有马可•

波罗笔下的刺桐（Zeiton）与蛮子（Mangi R.），也有葡萄牙航海者记录的广州（canton）、宁波（niampo）等地名，但niampo标在接近广州的华南沿海，谬以千里，作者显然不明其准确位置此图方位上南下北，珠江标作广州河（。

Cantoan F.），河口段变宽，且伸展较长，广州城在其东侧，主干河流的东方另有一独流小河入海，“mantan”记在这一小河的河口西侧。

图12 赖麦锡之“第三图”，局部（1554）

图13 伽斯塔尔第亚洲图，局部（1559）

图14 奥特里乌斯图集之亚洲图，局部（1570）

图15 奥特里乌斯图集之亚洲图，局部（1567）1559年意大利制图家伽斯塔尔第（Giacomo Gastaldi）在威尼斯制作一幅亚洲地图（图13），此图亚洲东部海岸线大体呈西南—东北斜上，在图上表现中国地域的范围较赖麦锡之图更大，可注意图上同时存在以下区域性大地名：在北回归线附近记作“

China Pro.”（中国地区，应指闽粤一带），其东北方向沿海依次记有“Cheqvan Regi.”、“Nanqvi Regi”、“Xanton Regi”、“Qvinci Regi”（即浙江、南京、山东、京师王国，但没有福建），内陆部分则有“

Cataio Pro.”（契丹地区）、“Mangi Pro.”（蛮子地区，且方位标注在契丹的东北方）、“Cambalv Regi.”（汗八里王国，汗八里即马可·波罗游记中对元大都的称呼）显然此图也是混合当时西方之“古、今”地理知识而成的。

图上的珠江河口形状大体承袭赖麦锡之图，并增加了一些注记，宽阔的河口段沿岸有两个“广州”，“Guanzu”位于其顶端，“Cantõ”位于其东岸偏南，Cantõ东南方有“Nanto”（应即“南头”），湾口外有两个贸易岛（

Beniaga）分踞左右，或可对应葡人文献上的大屿山、上川岛，而图上的“Matan”则稍作搬迁，绘在东侧独流小河口的东岸1570年奥特利乌斯在安特卫普制作了西方第一部世界地图集《地球大观》的首版，其中有一幅“亚洲新图”（。

Asiae Nova Descriptio，图14），稍加对比可知，至少中国部分同伽斯塔尔第之图非常近似，图上的区域性大地名几乎一致（除了汗八里正确地改作城市名），中国海岸线也总体呈现一路斜上的样式，水系虽有修订，图上珠江河口的绘法相近而较简洁，注记少于上图，也同时存在

“Guanzu”与“Canton”“Matan”位置相同，贸易岛只有一个，在Matan所傍独流小河的口外梵蒂冈宗座图书馆藏有一幅奥特利乌斯制作于1567年的大型单幅亚洲地图（图15，107×299厘米），此图图形、地名注记几乎与

1570年《地球大观》之图一致，应即后者之直接蓝本，珠江河口部分唯一区别是此单幅亚洲图在河口西侧绘出一簇小岛，旁有拉丁文注记“此湾产珍珠”（Hic sinus mar garitas producit），这或许同中文“珠江”之名有关，这一绘制细节与注记在伽斯塔尔第图上均可找到（注记用意大利文），但在开本大缩的《地球大观》图上被省略

奥特里乌斯的《地球大观》不断再版，但“亚洲新图”基本保持原貌，图上的珠江河口形状及“Matan”等注记也被一再刻印更因奥特里乌斯图集在当时欧洲的崇高地位，其他欧洲制图家纷纷仿制此图，如Tommaso Porcacchi。

于1572年在威尼斯制作的亚洲图，Ortelius Bertelli Camozio约1585年制亚洲地图，收入1588年版Sebastian Münster之《宇宙志》（Cosmographia Universalis

）的彼得里亚洲地图，意大利人Arnoldo di Arnoldi约1600在锡耶纳出版的亚洲图等，均将“亚洲新图”的珠江河口图示及“Matan”注记依样绘出总之，本类图示由欧陆本土制图家绘出，最先由赖麦锡在。

16世纪中叶创制，其上Canton、Matan等地名信息应得自远东的葡萄牙人，但珠江河口的绘法又同目前所见葡人海图迥然不同，很可能大半出自制图家本人的想象此图式经伽斯塔尔第、奥特利乌斯及其追随者的转承，以刻印（木板、铜板印刷）方式广为传播（与早期葡人沿海图之羊皮纸手绘方式对应），影响力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四）D类型：欧陆早期印本图上的变异图形II在1570年奥特利乌斯《地球大观》初版中，另有一幅东亚及东南亚地图（图16），此图之中国海岸轮廓与上述“亚洲新图”迥异，出现明显转折，华南岸线同样向东北方向斜伸，至中段标有

Liampo处最为突出，在图上北纬30°左右，更北之岸线复又内收图上的珠江河口主体部分也同C类图示有异，广州（Cantan）位于河流东侧（此河为图上远东最大河流，源头处标注“Ganges fl.”，中游标注“Cantan fl.” ），其下游则大为展宽，类似一宽阔的海湾状，湾中有多个洲岛，其中间一岛颇巨，湾口外注有贸易岛字样，应指图上外缘的一个小岛。

此图上Matan注记却同“亚洲新图”类似，位于大河口东面一条独流小河口东侧，此小河口西侧，另有一城名曰“Ermema”，为《亚洲新图》所无《地球大观》之东亚及东南亚地图依据1569年墨卡托（Gerardus Mercator。

）之大幅世界地图的相关部分制成，墨卡托之图目前可见读较清晰的黑白图片。

图16 奥特利乌斯图集之东亚及东南亚图，局部（1570）

图17 墨卡托图集之亚洲图，局部（1595）此类图示在墨卡托家族所制地图、奥特利乌斯《地球大观》此后的版本中延续，且多为它图借鉴1575年Sebastian Münster之椭圆形世界图上有类似的湾口，但注记较少，无。

Matan，1578年Daniel Cellarius之亚洲图的珠江河口部分与墨卡托图一致，且注有Matan，1581年André Thevet之法文亚洲图图形类似，无Matan，另在大河流边标注“广东河：古称恒河”

，1587年西班牙王室制图家马丁内斯（Joan Martines en Messina）之东亚图装饰绚丽，但图形显然仿自奥特利乌斯图集之图，中游也有“恒河”的相关标注，湾口东侧独流小河口相应位置标有“ramatan

”，应是“matan”或“mantan”的讹变1587年墨卡托父子所作地图集之两半球世界图上图形类似，在湾口注明“Ganges nunc Cantan flu.（恒河，现称广东河）”，但无Matan（可能因此图比例尺较小）

1595年小墨卡托（Rumold Mecartor）之亚洲图上（图17），同样注明“Cantan fl. olim Ganges（广东河旧称恒河）”，与前述1569年大地图上的标注一致，也绘出东侧独流小河，并标注。

Matan此类图示由墨卡托最先创制，其性质与C类相似，珠江河口一带的一些地名得自远东，但河口形状也应多半出自想象（五）E类型：长锥形河口将珠江河口绘作逐渐展宽之长锥形的图示最早见于热那亚官方制图师维斯康蒂。

·德·马约洛（Vesconte de Maiollo）1527年绘制的意大利文世界地图（图18），图上“Tera de Cina”内（中国之地）唯一大河流应即珠江，其河口段较长，缓缓展宽，口内有多个红色小岛

约作于1545至1548年间的未署名葡萄牙制世界地图上（图19），中国南方的巨大河口呈长锥形，河口边标注“cidade de cãtão”（广州城）字样，口外有众多大小岛屿，其中之一标作“贸易岛”河口东岸近口处有“。

Maʒo”，当即“Mago”考虑此名的对音汉字，似可有二解一种可能性是，此音与“妈谷”的闽语、吴语及日语读音同据大量收录明治以前日语史料的百科全书《古事类苑》“亚马港”条下摘录《增译异言》所引《亚马港纪略》、及《外蕃通书》引《支那纪行》载，“往昔此地有神名亚妈，能保护船舶，此地船舶凑会，要津也，支那人呼曰‘俄于’（原注：港也）。

因并其神名呼‘亚妈港’，世人促曰‘妈港’或‘妈谷’焉”所谓“促曰”就是读快了，可能读作“妈谷”图上用拉丁字母拼写的“Mago”可能也恰记下了这种“促读”还有一种可能是，“Mago”是“妈阁”的对音，妈阁是供奉妈祖的庙宇。

从上述对音的证据，有较充分理由可将“Mago”视作今澳门所在之地的注记再细看中村拓书中的此图影印件，虽较模糊，但在河口西侧可见类似“rapom”字样，如前文所述，应即浪白澳若上述判断不误，则依据相对方位，图上河口当即西江南向诸口之一的磨刀门水道（参见图。

7）约作于1565年的Sabastião Lopes地图集所收之远东沿海图上也绘有巨大的长锥形河口，河口尖端上方绘有广州城的夸张图示，楼宇密集，显示此城之大，口外有密集小岛，但目前仅见模糊图像，难以进一步分析。

约作于1583年的Sabastião Lopes地图集所收之世界图上也有类似直锥形河口，河口内似有大岛，此图也未见清晰本，待查另有一幅1590年Bartolomeu Lasso所作南亚及东亚沿海图，亦未见清晰本，但图形及部分可辨注记均与图。

19近似，此图河口东岸也有一四字母地名，待查。

图18 马约洛世界地图，局部（1527）

图19 葡萄牙制平面世界图，局部（约1545-1548）（六）F类型：略倾斜的锥形河口，相邻的西侧小海湾葡萄牙制图家洛波·奥门（Lopo Homem）于1554年制成世界图（图20），图上的珠江河口也呈锥形，但较短小，且略呈东北—西南向倾斜，河口内外绘有众多点状小岛，口外诸岛集聚成向南突出的三角形，有注记“贸易诸岛”。

河口一带未标注广州城，但河口西侧中段注有“malo”锥形河口湾西侧，紧邻一个明显的小海湾，湾中也有众小岛的图示，此湾的左上方注记似为“labuparanpom”，当对应浪白澳这一情况可同前述A类图示形成鲜明对照， 。

A类图上河口湾（对应“珠江口”东半）与西面注有浪白澳的小湾间尚隔一段距离，而F类图示则紧邻浪白澳，可知两类图示展现的并非同一水道1558年，洛波之子迪奥戈·奥门（Diogo Homem）的亚洲图之江口图示与其父大体一致。

，但删去了“malo”注记，在河口左侧记上“广州城”（Cidada de Cãtã）1559年André Homem在安特卫普制作的世界图上岸线轮廓相同，但图片模糊，图上注记待查郭声波重点讨论的1560。

年“从暹罗湾到日本的远东海图”上（图4），河口微弯，但也属本类图示，“Maco”紧贴河口东侧近口处，河口西侧的小湾边也有浪白澳字样，此“Maco”或即“妈阁”之对音。

图20洛波·奥门世界图，局部（1554）

图21  Velho亚洲南部沿海图，局部（约1560）

图22  Velho世界平面图，局部（1561）

图23 迭戈·奥门沿海图，局部（1561）

图24 迭戈·奥门沿海图，局部（1565）

图25 奥利维斯东亚图，局部（约1580？）约1560年，葡萄牙人Bartolomeu Velho制作亚州南部沿海图（图21），锥形河口略短，此图注记同诸位Homem之图有较多差别，注出珠江之名“R: Coamsim

”（广州河），在西侧湾口外记有“S：Choan”，可能为“I: S. Choan”的误写，应指上川岛（这是所见西图上首次出现），最值得注意的是河口东侧的两个地名，“Cidade de Cantam”，即广州城，及右边的“

I: da Matam”，前一注记可能并不表示广州城处在河口处，而指入此河口可以驶抵广州（此图所有地名均紧贴海岸书写），则位在河口处的应是后一注记所指代的“Matam岛”，从拼写看，此地名很可能同前述的“

Matan”有关Bartolomeu Velho在1561年另绘世界平面图，全图由四个分幅构成，图上的远东部分，目前仅见不甚清晰的图像，二战前在欧洲亲见此图的日本学者中村拓在《锁国前南蛮人制作的日本地图》第一卷中曾列表录下此图远东部分所有地名，表中列出。

“cidade de cantão”、“I: braco”、“I: da uiniagua”、“S: choaõ”等可在图21中找到的地名，表中无图21上的“I: da Matam”，却列有“amacao

”，不知制图家是否正着意将amacao标注在旧图“Matam岛”的相应位置上？果若如此，即可十分明确二者间、乃至“amacao”之“新式”地名同“Matan”之旧地名间的对等关系唯望早日见读此1561年图之清晰版。

1561年，迪奥戈·奥门（图23）作一沿海图，河口东侧近口处注有“Mala”1565年，又作一色彩缤纷的精美沿海图（图24），注记基本与前图相同，但由于北回归线的遮盖，河口东侧只能读到“Ma_a”，此处应即

“Mala”无疑此类图示的影响一直延续至16世纪后期1573年葡萄牙人Domingos Teixeira的世界沿海图上图形相仿，所见图片不够清晰，在河口东侧似有“Maco”注记，待确认此后，其他欧洲国家的制图者也频频效仿，。

1580年左右，西班牙人Juan Riezo alias Oliva之东亚地图、奥利维斯（Bartolmé de Olives di Maiorca）之东亚图（图25）上同样秉持这一绘法，但图上注记不同，如图

25上在河口左右均标注“Laborat”字样，其义或许也同马来语“lapuá”有关，东侧还有一“amalo”注记，或可将之连读作“amalo港口”此外还有奥利维斯作于1580年后的航海图集，西班牙人马丁内斯（。

Joan Martines）约作于1582年的亚洲图，出生于希腊、后赴威尼斯的Antonio Millo约作于1582年的东北亚沿海图、东南亚沿海图，及1586年制作的亚洲图，图上珠江河口形状均属此类总之，此类珠江河口图示上，西侧邻近的小海湾可定位为浪白澳一带，因此图上锥形河口可大致对应于西江的磨刀门水道（参见图

7），同上述E类河口所指相仿，此类诸图上，除1554年洛波·奥门图上的“Malo”标在河口西侧这一特例外（甚至这一特例或许也可用河口东侧空间过小而将标注移置来解释，参见下文），曾有“Maco”、“I: da Matam

”、“Mala”、“amalo”等注记先后出现在河口东侧的位置，很可能同样指向今澳门所在之地，若能核实中村拓所记1561年之Bartolomeu Velho图上“amacao”的拼写不误，且同样位于上述注记所在位置，则可进一步证成此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