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启蒙思想和中国维新思想(法国启蒙思想和中国维新运动)快来看

各方论争中，有两人的观点格外引人注目。刘军宁先生说，“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启蒙，一种是法兰西启蒙，一种是苏格兰启蒙”。

 

1919年，伴随五四运动的展开，中国新文化运动也进入高潮对东西方文明优劣的争论是新文化运动主题之一各方论争中，有两人的观点格外引人注目一位是《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一位是商务印书馆刊物《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

刘军宁先生说，“人类历史上有两种启蒙，一种是法兰西启蒙，一种是苏格兰启蒙”陈独秀和杜亚泉，正分属前者和后者中国的启蒙运动始于晚清的维新思想，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峰此时，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法兰西启蒙思想，以杜亚泉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思想，发生了严重冲突。

陈独秀是叱咤风云的启蒙领袖作为一个追随法国大革命的启蒙者，他多次撰文，极力颂扬法兰西文明，尊其为欧洲近代文明的摇篮：“世界而无法兰西，今日之黑暗不知仍居何等法兰西实为理想高尚、艺术优美之国也”俄国革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称，法国启蒙思想是一种“解放哲学”，以反对君主专制、贵族特权为宗旨。

陈独秀也倡言：“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陈独秀所提的“新青年”概念，正是满含解放之意，“解放”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这也是法兰西启蒙的产物

杜亚泉（1873～1933），近代著名思想家、翻译家与陈独秀的法国崇拜形成鲜明对照，杜亚泉对英国文明推崇备至在《英皇之加冕礼》一文中，杜指出：“在英国人之性格中，尊重个人之权利与自由，则为与大陆诸国不同之特质。

英国人自中世以来，实以此点为最优秀”，“英国近世之隆盛，实源于于保守中求进步之美风良俗若（中国）采取英国之制度，运用限政，则国势日隆”杜亚泉还分析了英法政治文明差异的关键：“法国为中央集权政治之故乡，官僚政治之发源地；而英美为自治最发达之国。

英美人民重自立，故主于实利；法国人民重政权，故骛于虚荣，两国之社会，遂生依赖与自营之差别”杜对法国和中国的历史相似性有清醒认识在他看来，法国和中国都深受专制主义之害对民国初年的限政危机，杜亚泉担心中国正在步法国大革命的灾难之后尘：“吾国国体改革，事变迭出，凡法兰西大革命后九十年间经过之事实极其恐怖，吾国几一一步其后尘。

”他还说：“袁氏称帝和张勋复辟，犹如法国拿破仑称帝、路易十八复辟岂非帝政改为共和，必经如此挫折？”在杜亚泉看来，民主转型中的中国，尤其需要借鉴英国“于保守中求进步”的接续主义传统所谓接续主义，包含开进和保守两层意思。

“近世国家中，开进而能兼保守者，以英国为第一，此接续主义对于国家之明效大验也”，“法国革命之后，古法破灭，卒不能成功”，“接续主义一破，则恶影响留遗，故民主国家，于新旧交替之间，当以稳静持重为主吾国国民，所当慎之于始者也。

在陈独秀看来，革命是进化的动力，是一切现代文明的引擎，“近代欧洲文明史，宜可谓之革命史今日庄严灿烂之欧洲，乃革命之赐也”而杜亚泉作为“调和思想”的代表人物，崇尚自由与保守兼备的调和精神，主张社会文化的渐进演化，“有冲突而后有调和，进步之概括，实在于此。

”杜视社会进化为新旧冲突之调和，而非革故鼎新之革命西方近代民主观念有法国式高调民主和英美式低调民主两种类型，前者以大众民主为理想，为陈独秀所向往；后者以限政民主为模式，为杜亚泉所憧憬民主与科学，即所谓德先生与赛先生，是陈独秀追求的新文明的两大理想。

他坚信，民主科学与中国旧文明水火不容，要追求二者，就必须反孔教、礼法、旧伦理、旧政治、旧文学、旧宗教五四运动中，陈的民粹主义倾向进一步发展，甚至主张以平民政治代替政党政治，“由人民直接议定宪法，用宪法规定权限，用代表制照宪法的规定执行民意，才算得真正民治”，陈的民治主义，显然融入了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理念。

作为限政主义者，杜亚泉崇尚英国式的自由限政，尊其为现代文明之典范在他看来，自由是英国限政体制的一大优点，“英国之议会政治，可称为世界模范”另外，杜尤为重视妥协之于自由限政的意义，他强调政治修明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对于国家有强健的自由活动之能力。

对杜亚泉来说，文明是历史演化的产物，文化的进化是渐进演化的过程，“中国宜将优秀传统发扬光大，以合乎世界之潮流”他认为没有必要来一场整体性的伦理革命，反对先破后立的激进文化革命陈独秀的激进主义和杜亚泉的调和主义，代表了革命与改革的两种启蒙模式，五四之后，激进主义狂飙突进，调和思想迅速被边缘化，法兰西启蒙逐渐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导，而后，各种社会运动都习惯被冠以法兰西式的“革命”之名——“二次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文化大革命”等等，革命被中国人视为一种荣誉和图腾。

正如刘军宁先生所言，“中国革命蓝图的制定，以及革命的手法，包括大跃进这样的施政举措，以及当代中国官方意识形态，都源自法兰西启蒙”然而，革命的破坏性有目共睹，革命的建设性却乏善可陈对于今天深受法兰西启蒙思想灌输的中国人来说，再次反思苏格兰启蒙和法兰西启蒙两种模式，是重大而有价值的历史命题——“不要问（中国人的）启蒙有没有完成，先要问是哪一个启蒙。

可以说，在法兰西启蒙意义上来度量，启蒙在中国不仅完成了，而且超额完成。在苏格兰启蒙的意义上来度量，中国的启蒙，不仅没有完成，而且，甚至没有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