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ppt(莫高窟ppt背景图)一篇读懂

来源：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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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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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我初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里有十位业务人员，都是画家，没有专职摄影人员。画家范文藻兼职摄影，只作一些生活和工作照的拍摄及冲洗印

1947年，我初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当时所里有十位业务人员，都是画家，没有专职摄影人员画家范文藻兼职摄影，只作一些生活和工作照的拍摄及冲洗印相那时暗房的设施十分简陋，照片曝光只能借助日光，即在暗房墙上开一个比4A纸稍大的窗口，然后镶两块玻璃，一片是红玻璃，使暗房达到能够工作的光线；另一片是普通玻璃，玻璃上有一木板可以开啟、闭合，一开一合，便如同开灯曝光。

窗下摆一个带抽屉的桌子，桌上有三个白搪瓷盘用于冲洗照片，一个温度计用于量水温，另有一个天平用于称量定影和显影药剂，抽屉是用来盛放药剂的，这就是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最初的摄影暗室和全部设备

▲1949年合影/前排左起：欧阳琳、孙儒僩、张明坦、赵望云、常书鸿、范文藻、辛普德当时研究所只有一台照相机，是常书鸿先生不知在重庆还是兰州买的旧货，还是德国造蔡司镜头，机身是什么品牌已经忘记了，但记得它最大的特点是镜头有B门还有T门，都可以用于长时间手动曝光，主要区别是：B门：按下快门按钮，打开快门，相机开始曝光，手松开快门按钮，曝光结束；T门：按下快门按钮，可且持续打开快门，相机开始曝光，再次按下快门按钮时，快门关闭，曝光结束。

现代相机已经很少见这种可以无限长时间打开镜头的T门结构了，它在昏暗的洞窟中长时间曝光很好用那时用的胶片是柯达的，但敦煌当地买不到，只能从兰州或者内地邮寄

▲50年代孙儒僴在洞窟上工作我到敦煌不久，范文藻就叫我跟他一起在暗房工作，我才知道什么是显影、定影，虽然初学，但很有兴趣，边学边干，反复摸索，倒也很快掌握了方法，能够独立操作由于没有设备经费，那时还没有开展石窟文物的摄影记录工作，只作为日常生活和工作记录。

现在网上流传的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人员早期的合影和工作照，就是那时拍摄的，也是在那种“土法曝光”的暗室条件下冲洗的时至1949年春，范文藻离开敦煌返回成都，临走时把相机和暗房一摊子工作交给了我我对摄影虽抱有浓厚的兴趣，但一些方面一知半解，加之当时兵荒马乱，又买不来胶卷，研究所的摄影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一直停止到解放后才得以恢复。

1949年夏，一位名叫艾琳·文森特的美国妇女来到莫高窟住了十来天，那时因为没有限制外来人拍摄洞窟的规定，所以她在莫高窟攀崖钻窟，辛勤工作，一共拍摄了168幅黑白和彩色照片这些照片除了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的记录，还拍摄了石窟的环境和敦煌当地的风物民俗。

这些照片近年来在网络上流传，非常珍贵

▲1949年美国摄影师艾琳·文森特在莫高窟留影1953年段文杰先生带领研究所大批人员，第一次系统地考察榆林窟，我除了负责石窟测绘还兼任摄影，当时使用的设备，还是解放前的那部旧相机榆林窟洞窟幽深，窟內光照很暗，幸好相机有T门，可以长时间曝光。

那时我白天拍摄，晚上冲印，很有工作激情其他的同事也每天晚上加班临摹当时所里有一个镁粉闪光器，可以用来晚间拍摄，现在网上流传和出版物上经常可见的一张段文杰和李其琼等几个工作人员，围坐一圈作画的照片，就是用镁粉闪光灯拍摄的。

▲1956年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工作者在榆林窟25窟进行临摹研究那时候刚解放不久，研究工作缺乏人才1954年秋，常书鸿所长亲自到北京找文化部要人，而且特别说明要一个搞美术摄影的文化部给常书鸿推荐了好几个人，但那些人一听要到大西北的敦煌，都不愿意来。

常书鸿认识李贞伯，知道他业余喜欢摄影，就请他来敦煌工作，李贞伯很爽快就答应了为此，李贞伯丢掉了他的绘画的本行，用他并不精通的摄影技术，开启了他在莫高窟奉献一生的摄影生涯李贞伯原是学国画的，搞摄影是“半路出家”，他只会摆弄相机，而对摄影的后期工作，也就是暗房冲洗印晒一套技术并不了解。

那时候研究所没有独立的摄影部门，常书鸿先生就把李贞伯安排在了我负责的保护组，因此我俩常在一起共事，有空就钻研摄影技术摄影工作不只是拿着相机按一下快门那么简单，一张照片的成败，后期暗房工作非常重要胶片的显影、定影，药粉剂量的准确和显影时间，药水的温度和定影的效果等等过程，都得仔细准确才能出来一张好照片。

这期间我把自已从范文藻那里学会的暗房技术全部传授给了李贞伯

▲50年代李贞伯在摄影室工作自从李贞伯全面接手莫高窟的摄影工作后，我就再也没有参与具体的摄影工作，但我多次帮他改造摄影工作室和暗房，并尽量改善他的工作环境的摄影条件此时所里新买了一部德国产的禄来福来双镜相机，李贞伯爱不释手。

与此同时，所里还给李贞伯安排了一个助手叫祁铎，专门从事摄影工作祁铎是敦煌当地人，人虽年轻但1952年就到研究所工作了，他除了上洞窟协助李贞伯拍摄外，还勤奋地学习了暗房的冲洗工作从此以后，他与李贞伯配合，扛起设备走窟串洞，承担起了莫高窟的摄影工作。

▲50年代李贞伯、祁铎在洞窟中工作石窟拍摄难度很大，不仅光线昏暗，而且很多地方距离局限，李贞伯先生带领祁铎边琢磨边干，在实践中反复研究摸索，自己动手设计制作木制轨道和反光板，用等距离拍摄接稿、用反光板多处布点采光等方法，解决了洞窟光线昏暗、巨幅壁画拍摄出现透视偏差及洞窟有中心柱塑像难以拍摄等问题，成功拍摄了第61窟窟顶（面积为194.66平方米）。

莫高窟的拍摄工作，除了记录洞窟壁画和彩塑资料外，还为美术组的壁画临摹制作幻灯片，为敦煌艺术的研究临摹提供了方便当时，美术组的临摹是研究所的工作重点，壁画临本是对不断自然毁坏的文物的一种“备份”存传的最好手段。

起先的临摹是直接将透明纸蒙在壁画上用铅笔描摹的做法，后来为了保护壁画改成了写生起稿，但写生起稿很不容易准确，后来常书鸿先生搞来一台德国造的幻灯机，从此开始了幻灯放稿李贞伯便承担起了幻灯片的拍摄制作画稿幻灯片的拍摄难度就是很容易变形，而洞窟中因拍摄距离的限制，很难拍全拍准确，为此李贞伯绞尽脑汁发明了很多土办法。

▲1956年文物研究所美术工作者在莫高窟第249窟修稿1955年文物出版社高级摄影师彭华士先生在这里试拍并冲洗一些米色照片，因莫高窟水质不好，米色底片缺少黄色，于是他试验用水彩颜料的黄色，加入到显影液中，但黄色效果仍然不佳。

这是莫高窟摄影新方法的一个尝试

▲1956年文物研究所工作者去榆林窟考察研究途中1956年春，文物研究所美术组全员去榆林窟进行大规模壁画临摹，这次带了一部发电机，有了一定的照明条件，李贞伯、祁锋也相随而去，对榆林窟进行了系统拍摄，这次拍摄行动把榆林窟大部分壁画都拍照保存了下来。

同年冬季，李贞伯和我同去北京，我去文物保护研究所学古建维修李贞伯去人民画报社学彩色摄影及后期技术

▲1956年文物研究所美术工作者在榆林窟25窟进行临摹研究也是在这一年中，一个美国女士来莫高窟考察，文物研究所从她手中卖了一部带后背的专业像机——林哈夫69（Linhof Super Rollex 6X9），这部相机能拍摄6x9的大片子，是当时比较高级的专业相机，为研究所的临摹和研究工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但因为花了两千人民币，这件事还一直受到文物局的批评李贞伯先生用这部相机，一直拍到八十年代，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1966年文革开始，李贞伯成为莫高窟第一号“牛鬼蛇神”，他被迫放下了相机，停止了他从事的摄影工作。

研究所的摄影事业也陷入停顿状态，从当时遗留下来的很少的底片就可以看岀，这一时期几乎是一个空白期1972年冬天，所里在玉门一带招了一批年轻人，其中刘永增被所里安排跟从祁铎从事摄影，没几年刘永增被派去长春学日语。

所里的摄影工作基本上没有发展文革结束后，李贞伯回到他的摄影工作岗位，重新拿起了相机，迸发出更大的工作热情，但此时他已经六十多岁了，而祁铎也已年届五十研究所的摄影工作和其它专业一样，都面临青黄不接

▲80年代李贞伯在洞窟中拍摄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敦煌彩塑一书，署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编”，而没有著作人及摄影师的署名，这本书是李贞伯和祁铎拍摄的，早在文革前就已编好，但由于运动的干扰，十几年后才得以出版。

1979年，中国·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岀版了《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卷本，是敦煌研究院摄影，由文物出版社彭华士等人及李贞伯、邓锋合作摄影该书全面系统地反映了莫高窟大部分洞窟的彩塑和壁画的面貌以及有关的论文等。

该五卷摄影画册于1991年获首届全国美术图书特别金奖，1994年获首届国家图书奖1981年，研究所在酒泉各市县招收了一批青年，分配到了各个专业其中吴健、宋利良、郑世贤三位被分派到资料中心摄影室，跟随李贞伯和祁铎学习摄影。

此时从事摄影工作的人虽已达五人，但当时的工作条件仍然不好，因为时常停电，洗照片的暗房亦然要利用东墙的小红纸窗户到了冬天，洗照片的水依然是从河里取来的冰，在炉子上融化后才可使用

▲8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办公区一角土塔背后的这间土坯房子就是当年的摄影室（杜永卫写生于83年）1983年，又从敦煌当地招来盛延海跟随祁铎从事摄影第二年敦煌研究院成立1984年院里又从玉门招来孙志军从事拍摄。

此时洞窟摄影工作基本是年轻人承担1985年冬，研究院大部分所部办公场所搬迁到了新区，用了几十年的低矮窄小的土坯房子的摄影室，也搬进了宽敞的新建筑，摄影器材及暗室条件也大大改观，摄影室也改称为摄录部1986年春李贞伯退休颐养天年，专业从事石窟艺术摄影工作32年；1992年祁铎因长期洗印照片胶卷患病去世。

之后，为了使莫高窟的摄影工作尽快发展，摄录部陆续调来李成、孙洪才、张伟文、余生吉、李大丁、赵良等充实摄影录相力量莫高窟从摄影到录相，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数字成像，整合成立了数字中心，开始大规模数字化拍摄至2014年成立数字展示中心，后又成为文物数字化研究所。

摄影技术的发展，为莫高窟的文物保护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今天敦煌研究院摄影工作者于洞窟中数字化工作现场敦煌研究院从四十年代开始，常书鸿先生就一直重视石窟的摄影工作，并重视对石窟摄影人才的培养以及摄影设备的改善经过段文杰等艺术家的经营、建设，莫高窟的摄影工作走上了现代化道路，无论从最初的零起步，并艰苦的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化高科技摄影技术，都对石窟艺术的保护、研究和弘扬，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